1982年11月初，华灯刚亮，京城西长安街旁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，值班秘书迅速记录下一行字：“广东海丰、汕头两地涉贪案，速立专案。”落款：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。电话挂断，夜色沉沉，可一封封电报已飞向南粤。
广东沿海在改革开放后最早尝到市场甜头。毗邻港澳，外贸小港口如雨后春笋，走私、代购、夹带混杂其间。汽车、录像机、牛仔裤，一船船靠岸，一车车上路。外地人将海丰戏称“东洋货仓”，本地人自己则开玩笑——“家家有日本，而县委楼里更好卖”。笑话背后，是草蛇灰线的腐败暗流。
王仲出生于1931年，祖籍潮汕平原。17岁参加革命，打过土改、修过水利，1960年代就已是公社书记。老党员、老功臣，基层公认“敢闯敢干”。1978年，他被提拔为海丰县委书记，当时才四十出头，精神锐利，敢在会上拍桌子。没人预料到，短短几年后，这位被寄望带头闯改革的干部，会走上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。
拐点鲜有人留意，只因极其平常。1979年秋，县广播站的张姓播音员想去香港探亲，审批卡壳。张某无意间得知，王书记的夫人陈巧兰正想买台电视机，便托人找来一台17英寸黑白机。那天深夜，电视机被抬进王家小院，第二日上午，张某拿到了盖好大红章的“港澳通行证”。事情就此翻篇，可王仲的心门却被这台电视推开了缝隙，“原来伸手如此容易”。
有人总结他后来收礼的速度：彩电一台不过半年，冰箱一个月就到手，高档手表像订杂志似的按月更新。两年光景，他手里已攥着价值逾万元的票据和实物，折合普通干部分管三辈子工资。对他而言，这笔数字不过提升了生活的色调，代价却是悄然松动的底线。
1980年初，省委对汕头地区政法工作进行调整，王仲被调任地委委员、政法委书记，兼管海上缉私。手里多了公章、枪支配备、海事通行证，他的“闷声发财”被推向新高度。每逢截获走私货，他总要亲自到码头查看。外人眼里，这是负责；知情人却懂，他在挑货。
那年夏夜，汕尾联检站缴获一批外来船只：瑞士表、索尼录放机、法国香水堆成山。王仲站在船仓里，一枚枚掂量手表，扭头对随行干警说了句：“想要的自己挑，算给大家的奖励。”一名年轻警员嘟囔：“这怕是违规。”王仲冷眼一扫：“还想升职不？”气氛立刻凝固，那人再不吭声。
此后数月，王仲家堆满“战利品”。妻子被调进区民政所，方便“手续走得快”；长子进公安，次子进法院，大女儿进检察院，一门皆“政法人员”。表面是法网密布，实则穴蚀其内。有人暗中写信举报，信件先被拦在当地组织部门，又被压在案头。王仲懂得笼络：逢年过节酒席连连，海鲜佳酿不断，人事调动照顾周到。短时间内，海南、香港、汕头的商贾都知道，想要过货，先拜访“王书记”。
然而，案卷终归要翻开。1982年春，中央推开对走私、投机、贪污的专项整治。海丰、汕头的数据异常：外贸进出口口岸报表数字与海关截获差距巨大。与之伴生的，是工人、教师、渔民匿名上书：“守门人亲手撬锁”。这些信件夹带在其他材料中，陆续送抵北京。
陈云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，素来重视党风。6月的北戴河办公会议间隙，他听取广东情况汇报，三次追问“王仲是谁派的？年龄多大？简历查清了没有？”王仲43岁，老华东野战军出身，这层履历本可为其增分，却在那张贪婪的网里变成沉重砝码。陈云拍案：“立即查，他若真有问题，一个也守不住！”
专案组南下。调查自下而上开展，起初遭遇封锁，人员调取卷宗屡屡受阻。省级领导被追问得汗颜：“中央来人了，动真格的。”一个月后，关键突破出现：海丰储蓄所交出14个存单，金额合计6.9万余元，户主写着王仲亲友之名。再比对走私物资清单，263块手表、17台收录机、成捆港元、英镑，账目混乱但实物俱在。证据铁板一块，再无人能替他遮掩。
抓捕行动在8月24日清晨展开。警车驶入汕头地委大院，王仲尚在办公室批示文件，袖口闪着劳力士金表。听到脚步，他抬头，仍摆出官腔：“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办案人员出示逮捕证。王仲面色骤变，嘟囔：“我是老党员，立过功……”专案组成员回敬：“正因你是老党员，才更不能坏党的名声。”这一句，留在走廊上空，沉重无比。
案件进展直通中南海。10月，中纪委形成报告：王仲在任海丰县委书记、汕头地委政法委书记期间，受贿、侵吞、私分走私物资，情节特别严重；为家属安插职务，排斥异己，破坏党纪国法。陈云在批示里写下八个字：“依法惩处，绝不姑息。”
进入12月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合议庭。庭审只对少数干部代表和媒体开放。公诉人列举九大罪证：包括收受贿赂、私分罚没物资、指使家人倒卖走私品等。王仲曾试图推脱，称“多是领导默许”，但银行存单、账本、物证一一送到案前，他再无言辞。法庭宣布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行刑日期定在1983年1月17日。地点：汕头市人民广场。当日晨雾未散，17辆卡车载着涉案同案犯缓缓驶入，人群如潮。王仲被押在第一辆车上，双手反扣，囚衣袖口已无手表，却依旧露出晒痕。有人听见他轻声嘀咕：“做官不要贪……后悔了。”上午10时许，枪声划破海风。沿海堆场停泊的机帆船骤然哑火，围观者无人出声，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案件震动南粤，也震动全国舆论。一个县处级干部的贪腐金额在今天看来并不惊天，但在1980年代初的物价水平上，相当于百名普通工人几十年的积蓄。更可怕的，是他把执法机器变为牟利工具，让民众对法纪信心生疑。这点，正戳中中央最为忌惮的“第二次改革开放危机”——经济松绑若无党纪国法护栏，必生乱象。
回到时间线：1978年担书记，1979年初次收礼，1980年串换岗位，1982年立案调查，1983年正法。不到五年，一个有战功有前途的年轻书记，跌进深渊。环节之间的逻辑并不复杂：一台电视、一句恫吓、一旦得手，就欲壑难填。
陈云的雷霆之怒，并非出于个人情绪。他在延安时期就讲过“看财如粪土，视名如淡烟”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更把廉政视作“第二条长征”。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，他再次强调：必须“抓大案要案”，要用几件震动全国的典型“敲山震虎”。王仲恰恰成了这第一只“山鸡”。
纵观案卷，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。王仲被捕后，家中搜出大批香烟、洋酒，连县招待所的高档床单都给他带回家；他嫌屋内不够藏东西，竟把走私手表缝进沙发扶手。调查人员拆下布套时，手表滚得满地金属响。甚至在开庭前，他托人往审讯室送来一封求情信，署名“老战友”。信呈上，陈云批了五个字：“法不容情，退回。”
广东随后掀起查处“走私保护伞”风潮。海丰县原公检法“一把手”先后落马，汕头海关完成大换血。1983年5月，中纪委公布数据：因参与走私、贪污受贿被处理的干部达2500余人，其中处级以上47人。许多百姓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“打击经济领域犯罪”成为国家运动，震慑效应立竿见影。
王仲的覆灭，还给党内选人用人制度提了个醒：单凭“老资格”与“敢闯”远不够，监督必须跟上。此后，各省陆续建立县处级干部财产报告制度，政法系统也对领导干部亲属从业实行回避。虽然制度并非万能，却是遏制权力任性的起点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同一时期，全国范围的“严打”也正轰轰烈烈展开。公开枪决并非常态，但对重特大经济犯罪分子，依法适用极刑，成为当时震慑犯罪的一记重锤。历史学者评价，王仲案兼具“治贪”“治私”“治吏”的示范意义：先对内清污，再对外开放，方不致“篱笆未立，野狗乱窜”。
时光推回到案发的1979年，若那台黑白电视被拒之门外，故事或许重写。然而，没有如果。对于许多老海丰人而言，王仲留下的，不只是惊世骇俗的赃物清单，更是一个苦涩的问号——权力与私利的界限，到底是谁来划？答案写在法律条文里，也写在那一记枪声中。
过去四十余年，中国反腐步伐未曾停歇。一条从“三反五反”“清除精神污染”到“打虎拍蝇”的线索，清晰贯穿。不同年代，手段或有差别，核心却始终如一：为人民守住那道防线。王仲的名字早已尘封，但留给后人的资料依旧静静摆在档案室。有年轻干部调档查阅，封面红笔标注：“违纪违法典型，阅读后请归柜。”
有人问，当年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斡旋？细读记录，王仲曾向上级呈递“悔过书”，主动交代7万余元来源，却遗漏了十几万港币和部分外汇。他以为自己还握有筹码。结果，一张香港当铺收条被查获，上面落款是他次子之名。真相至此完整，案件走向不能逆转。
行刑后，海丰重新整饬班子。新的县委书记上任第一天，拆除了王仲在机关后院私建的两层仓库，里面堆满被海风腐蚀的家电。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：“花花绿绿的东西，终究留不住。”老人们摇头，小伙子们沉默。那一年，广东境内登记的私营企业首次突破10万户，市场风起云涌，可“先富起来”和“贪富”之间，有道法律红线清晰可见。
王仲之死距离新中国成立仅34个寒暑，距离“春天的故事”却不过五年。对党的高层来说，这场公审是一次体制自救；对普通人来说，是一次近距离看到正义兑现的震撼；对后来者来说，则是一面镜子：既见繁华，也观深渊。
严谨而又锋利的反腐利剑，由无数案卷磨砺；每一次挥落，都是对“特权”二字的否定。陈云的八字批示后来被收入《陈云文选》，从政者背诵于心——“依法惩处，决不姑息。”这句话，冷峻，却将一个政党肌体自净的决心表露无遗。
王仲生前最常说的是“海丰要富起来”。富起来并没有错，错在把集体财产当成自家米缸，把公权力当成提款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在1979年关上那扇诱惑之门，或许能站在另一处领奖台，而非面向刑场。历史不会假设，但提醒仍在：一旦伸手，难有回头路。
严惩并非终点，更不是全部答案。案发后，广东在边防、海关、政法系统建立了轮岗制；主要领导任期内家属经商、出国探亲等环节全部备案；县以上干部每年公示个人重大事项。制度笼子，是在一把把血的教训上钉就。
如今的海丰早已褪去“走私天堂”标签，滨海经济园机器轰鸣，外贸列车与四十年前的偷渡小艇不可同日而语。可老街墙角，仍有人记得那年冬天的枪声。它提醒人们：改革的窗口越开阔，守门人的自律就越重要；权力只要偏离轨道半寸，便能碾碎一生。
在王仲被押赴刑场前，一名小记者曾隔着人墙问他：“还有什么话吗？”他声音发颤：“不要学我，守规矩。”话音未落，士兵拉开枪栓。这短短七个字，比任何说教都更具冲击力。
历史的足迹已经写在档案里，尘封却不褪色。王仲的终结，既是个人悲剧，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注脚。凡涉公权，须敬畏法纪；凡握要职，不得忘危。只要这条警戒线依旧鲜红，当年那声震耳的枪响，就不会徒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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